列支敦士登收藏的鲁本斯和凡·戴克作品

在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在位期间,除了银行街城市宫画廊中已有的鲁本斯作品,大概又有十四幅鲁本斯的其他作品入藏,并且至今还在王室收藏中,诸如《发现婴儿厄里克托尼俄斯》、风琴两侧翼上天使奏乐图、《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亚》、《圣安妮为圣母戴花》,《圣方济各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前》、《 镜前的维纳斯》、《大胡子男人头像》、《艾伯特和尼古拉斯· 鲁本斯的肖像》、《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以及《亨利四世抓住缔结合约的时机》的草图、《亨利四世在库特拉战役中的胜利》、《驾驭太阳战车的阿波罗

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中鲁本斯作品的收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此后历代列支敦士登的君主对鲁本斯的画作保持着持久的兴趣,不断收购其作品以丰富王室收藏。现任列支敦士登元首汉斯-亚当二世公爵在巩固了王室的财务状况后,又开始将艺术品收购计划提上议程,至10多年前,仍在入藏鲁本斯的画作。

经常被互相混淆的两位大师早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艺术收藏的悠长历史中,在鲁本斯、凡·戴克抑或他们的学生或是后来者中因误判作者,经常会引起惨痛的损失。鲁本斯的两幅作品《参孙和达利拉》和《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就经历了这样的命运。《对无辜者的大屠杀》由于误判作者不得不从展厅撤下,当然列支敦士登约翰二世公爵认为画中野蛮的场景和裸体让人不堪忍受也是原因之一。1921年这幅作品被画廊遗弃,几年前才重回艺术品市场,并成为当时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作品——最初王室收藏也是从艺术品市场购入的。

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依照自己的直觉和对于鲁本斯早期作品的喜好,1700年将《参孙和达利拉》作为鲁本斯的作品以个人收藏方式购入,为此,他雇佣了当时安特卫普艺术品的主要经销商福崇特兄弟,他们在维也纳有分支机构。在文森佐·方蒂(VincenzoFanti,1719-1776)(画家、列支敦士登王室画廊总管)最初印制的藏品目录中,这幅画出现于1767年,编号523,列为弗朗西斯科·内芙( Francesco Neve,又名Frans de Neve,1606-1688?)的作品;在1780年和1873年的目录中,它被归为里奥波德· 威廉大公的宫廷画家扬·凡·登·胡克(Jan van den Hoecke,1611-1651)的作品,并依此于1880年进入巴黎拍卖市场。1705年,画被挂在银行街城市宫展出,紧挨着《发现婴儿厄里克托尼俄斯》。方蒂的藏品目录记载:在1807年这幅画被移到列支敦士登在罗骚的夏宫展出,并记录下它被安放在约瑟夫·安东·鲍尔(Joseph Anton Bauer,1756-1831,《列支敦士登王侯继承画作——画廊登编录》,1807-1815)所设计的第一展示区中与《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同墙展出。1880年在巴黎售出后,这幅画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近一个世纪;1980年被伦敦的国家美术馆购入,并作为鲁本斯最重要的早期作品之一展出。

它的“兄弟”《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1698年12月13日马库斯· 福崇特从维也纳寄给在安特卫普的弟弟威廉的信中最早提及了这幅画,随后1702年8月2日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将其作为鲁本斯作品购入。这幅画是鲁本斯旅居意大利前绘制的;最初公爵觉得它内容无趣而拒绝购买;然而,1699年9月5日亲眼看过作品后,他改变了主意。显然,公爵本人的鉴赏眼光非常高,并且购买目的明确,熟知自己要收藏的艺术家的作品时期。后来,这幅画同样也被列为前述画家扬·凡·登·胡克的作品。列支敦士登约翰二世公爵虽有不悦,但继续在自己的画廊中展示,直到1920年6月11日,他对画廊的展出序列进行调整而出售了此画。这次出售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谋利,而是因为画的主题不符合公爵的兴趣。这幅作品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中出现,时年7月10日一举创下了当时拍卖成交价格的新高。

列支敦士登公爵卡尔·欧西比乌斯疏于政事,由此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专注于自己的住所。他启动了无数建筑项目,他还是列支敦士登王室中第一个大规模雇佣建筑师、石匠、灰泥装饰艺术家和画家的公爵。他委托建造的范尔德斯博格教区教堂于1631年奠基,建筑蓝图可能出自乔瓦尼·贾科莫·腾卡拉(GiovanniGiacomo Tencala,生卒不详)。卡尔公爵为范尔德斯博格教区教堂购买了鲁本斯的不朽之作《圣母升天图》用于圣坛背壁装饰画的中心;由于祭坛的穹顶坍塌,直到1671年教堂才开始正式启用。

王室家族中鲁本斯作品的收藏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这位佛兰德斯大师的最早作品,不朽的《圣母升天图》是列支敦士登公爵卡尔·欧西比乌斯购买而来。最初,这幅画被悬挂在布鲁塞尔天主教加尔都西会隐修教堂的主祭坛上,但在此不到十年,可能还在鲁本斯在世时,就被卡尔公爵购买。这幅画很可能创作于1635年,1639年被汉斯· 威特多克(Hans Witdoeck)复制成铜版画,由鲁本斯本人发表。早在1643年,列支敦士登宫廷画家约翰· 霍斯提兹(Johann Hostitz)写给列支敦士登公爵甘戴克(Prince Gundacker,1580-1658)的信中表明,他已尽自己最大努力复制了鲁本斯的《圣母升天图》,但是由于画作已经被卷起而且“不能拿到”,所以无法进行更完美的复制;显然,《圣母升天图》已经被卷起送出且尚未被固定在油画内框上。1710年在威尼斯,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定制了一幅小型油画,内容为天使环绕的三位一体,用来置于鲁本斯圣坛画的顶端。1720年完成后,至今仍悬挂在范尔德斯博格教区教堂中最初的位置,但是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瑟夫·文策尔一世所定制的鲁本斯祭坛画却已经被文森佐·方蒂的复制品所替代。原画入藏王室画廊,然后在银行街城市宫展出,随后于1807年与其他所有藏品一起搬到位于罗骚的夏宫,此后一直在画廊中展出。

卡尔·欧西比乌斯是列支敦士登王室中第一个利用艺术品交易有计划地购买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公爵,是他最早与安特卫普的艺术品交易商福崇特建立了联系(福崇特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广场有分支机构)。17世纪晚期正是收藏佛兰德斯画派大师作品的最好时机,无数的绘画在画家去世后流入艺术品市场,因此比以前更易得手。只是作者的确定很有风险,经常出现购买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却并非真正为其所作的情况。

1692年在马库斯·福崇特写出的信中谈到,安特卫普进行艺术交易的兄弟向公爵出售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德西乌斯·穆斯》系列,这是在一个人的遗产中发现的,还有凡· 戴克的作品。信中写道:“……我恭敬地请求您,尊贵的殿下,原谅我如此迅速地再次去信。致信原因是,现有一位故人的遗产需要变卖,其中包括罕见的安东尼·凡·戴克的绘画,德西乌斯的历史,画分为五或六张,这些将被很快售出。如果尊贵的殿下您愿意购买这些作品,我定会不遗余力为之商议一个好价格。作品将最终出售给出价最高者。作品已经在画框上重整数次。我相信国王和王后在王宫里有一屋子这样的作品;御用装饰师可以为尊贵的殿下您提供意见。所有的人像都是真人大小,画作非常大,样稿织出的最早的挂毯——它们才是购买的真实目的所在,但没有诸如画框类的边框。我个人认为这些画将在三四周内售出。”购买画作的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1697年,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最终成功购入上述遗产中的产品,甚至连同信中提及的王室收藏中的同系列其他所有产品也一并购入。此外,人们通常会遗忘,王室收藏中还有根据鲁本斯的样稿织出的最早的挂毯——它们才是购买的真实目的所在。公爵对于藏品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他曾一再拒绝提供给他的大部分作品,这让我们对此印象深刻。1710年,安特卫普的彼得·凡·布雷代尔(Peter van Bredal)欲出售给公爵十六幅画作,但他只选中了三幅,包括两幅凡·戴克作品和一幅鲁本斯的作品。“……其他那十三幅作品,质量实在太差,而且部分高估了价值,所以我们绝不可能保留它们。”这就是公爵对这次交易的评价。

当时主要的系列绘画作品是当做凡·戴克的作品购买而来,但很快就被当做鲁本斯的作品出现在方蒂首次印制的王室收藏目录中,标注着“由无法模仿的彼得· 保罗· 鲁本斯所绘,由七部分无价之宝组成”。

在列支敦士登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在位期间,除了银行街城市宫画廊中已有的鲁本斯作品,大概又有十四幅鲁本斯的其他作品入藏,并且至今还在王室收藏中,诸如《发现婴儿厄里克托尼俄斯》、风琴两侧翼上天使奏乐图、《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亚》、《圣安妮为圣母戴花》,《圣方济各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前》、《 镜前的维纳斯》、《大胡子男人头像》、《艾伯特和尼古拉斯· 鲁本斯的肖像》、《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以及《亨利四世抓住缔结合约的时机》的草图、《亨利四世在库特拉战役中的胜利》、《驾驭太阳战车的阿波罗》,《普绪刻被引入奥林匹斯山》和《战争的寓言》。当然,还有很多这位安特卫普大师的作品已经被卖出,包括《参孙和达利拉》、《对无辜者的大屠杀》、模仿卡拉瓦乔的《基督下葬》、古典双肖像《提比留和亚基比娜》,这些都是公爵约翰·亚当·安德烈亚斯一世通过福崇特兄弟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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