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考古一線的年輕人(青春派·青春奮進新時代)

2021年是中國現古學誕生100周年。百年來,一代古人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貢獻著光和熱,這其中有許多年輕考古人。他們扎根考古一線,用實際行動詮釋著文明傳承的使命與擔當。

當眾多形態規范、制作精美的手斧出現在眼前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鄭喆軒難掩興奮之情。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皮洛遺址考古發掘近1年,鄭喆軒逐漸適應了這裡綠草如茵的夏、漫山冰雪的冬,熟悉了這裡發掘現場的黃土堆積。正是在這裡,他帶領團隊發掘揭露出豐富的地層堆積,從7個文化層中出土石制品7000余件,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就在其中。

古朴、對稱、扁薄……距今至少10萬年的先民的工具,放到今天都會引人贊嘆。“這是目前東亞形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遺存。”鄭喆軒介紹,阿舍利技術是人類早期智慧技能發展到一種高峰的標志,所以備受國際考古界關注。這些發現為進一步認識早期人類在高海拔極端環境下頑強生存與發展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証據。皮洛遺址的發現,令不少專家驚嘆。

這個重要的考古發現背后離不開鄭喆軒等青年考古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出生於1988年的鄭喆軒,本科和研究生就讀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畢業后進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2019年春,鄭喆軒首次踏上川西高原這塊土地開展考古調查,在他的腦海中,始終縈繞著一個線索——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西方學者曾在甘孜疑似發現過手斧。經過持續的調查,鄭喆軒和同事們發現了包括手斧點在內的多個舊石器遺址點,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經驗讓他堅信:“川西高原還將會有重要的考古新發現!”

2019年夏,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鄭喆軒帶領團隊在川西高原正式開展舊石器專項考古調查工作。經過兩年多的調查,他帶領團隊用腳丈量川西高原2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大地,在高寒、缺氧、大風、極端天氣頻發的惡劣環境中,翻越一個個高坡、進行一次次發掘。經過數十萬次的彎腰、跨過數千萬步的路途,他們讓60余處舊石器遺址點群得以呈現,這其中就包括遺物豐富、地層堆積良好的皮洛遺址。

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學聯合考古隊組建了多學科團隊,對皮洛遺址的年代學、環境考古學、古DNA等多學科信息進行了全面提取。“從系統發掘的幾個點到遺址百萬平方米的面,我們發現遺址內部是有機的聚合體,包括中心營地、石器加工廠和臨時營地等,這些共同建構了早期人類的棲居形態。”在今年國家文物局舉辦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鄭喆軒代表團隊介紹,“皮洛遺址是迄今青藏高原發現的面積最大、地層保存最完好、堆積連續、文化類型豐富多樣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區發現典型的阿舍利技術體系,填補了該地區乃至青藏高原舊石器時古的一項空白。”

鄭喆軒的專業方向是舊石器時古,這在考古領域中也是相對冷門的方向,但他卻樂在其中。“舊石器考古工作者主要研究對象是古人類加工使用的石器,需要以簡單的打制石器為切入點,綜合多學科研究,一點點地去還原人類起源、演化、遷徙的遠古圖景。”鄭喆軒說,“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一個女孩子,怎麼會想要走考古這條路的?”每當提起自己的職業,燕妮總是會被這樣問。

1981年出生的燕妮,是重慶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隊項目負責人。高中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燕妮讀到了考古學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寫的《古峽迷霧》。這個講述20世紀20年代中美聯合考古隊尋找失蹤的中國籍隊員遺骸的故事,激發了燕妮對考古的興趣。高考填報志願時,燕妮選擇了吉林大學的考古專業,畢業后來到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

然而,當燕妮真正進入考古第一線時,她才發現考古沒有想象中的簡單。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以三峽考古工作為契機,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2012年,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女子考古隊應運而生。這是一支以女性專業力量為主體,涵蓋了男性技工、保安人員的綜合性團隊,燕妮是其中一員。

燕妮和女子考古隊隊員們主要負責重慶三峽庫區消落帶的地下文物搶救性發掘。每年5月底,消落帶江水水位會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蓄水水位會重新升至175米左右。因此,每年留給考古隊的發掘時間僅3個月左右。燕妮說:“在清理墓葬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時去修整墓壙,當器物露頭后,我們還要蹲在坑裡,一件件清理、繪圖,身上的衣服是濕了干、干了又濕,但姑娘們都咬牙堅持了下來,盡心盡力完成項目發掘工作。”

除了擔任女子考古隊的隊長,燕妮也是一位妻子、母親。為了考古事業的發展,燕妮犧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從2006年至今,她每年少則6個月、多則10個月奮戰在田野一線,承擔了30余項田野工作。雖然辛苦,燕妮卻對女性參與考古事業充滿信心:“從國際、國內實踐來看,女性考古工作者發揮了細致、感性的特點,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都有非常出色的成績。作為一名從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會以樂觀的態度和專業的素養,完成田野考古的各項任務。”

從業16年來,燕妮和女子考古隊隊員們在一次次的田野發掘中,完成和歷史的對話,破解未知的謎團。她不但實現了自己最初的夢想,也深感肩負重任:“我個人的成長,不但是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蓬勃發展的一個投影,更是中國文化自信散發光輝的一個見証。”最近,燕妮帶領女子考古隊正在重慶市涪陵區小田溪巴人墓群開展主動性考古工作,並啟動了小田溪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編制工作。

“航空遙感,似鷹擊長空,扶搖直上﹔田野丈量,若詩遇遠方,閑庭信步﹔水下解密,如魚翔淺底,烝然罩罩。聚落起、景觀成、家戶見,分地層、辨類型、論文化,探遠古人類,觀民族民俗,賞藝術理念,嘆人文科技。結構成分如何,工藝生計哪般,食性慣習怎樣,基因選擇為何……”在紀念中國現古學誕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名為《我心中的考古》,國家博物館環境考古研究所所長邱振威在文中這樣描述考古工作。

1990年8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年進入安徽大學學習考古專業,2015年從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科技考古專業畢業后,進入國家博物館工作。邱振威坦言,當初他是被調劑到考古專業的,曾經歷了猶豫糾結,但慢慢地發現了考古的樂趣。

學習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振威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雪南遺址,是邱振威作為執行領隊開展考古發掘與資料整理的首個考古項目﹔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康保縣興隆遺址,新的發現不斷刷新他對七八千年前壩上地區文化面貌的認識,也觸發了他對中國北方史前考古學文化發展演變的研究興趣﹔對於海南省東方市的榮村遺址,邱振威參與田野發掘、資料整理,並完成出土植物遺存的研究。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越來越多。開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時,邱振威也致力於植物考古與環境考古的研究。邱振威說,作為考古學中的重要分支與交叉學科,植物考古與環境考古以多學科的技術為研究手段,目的是認識與理解先民與環境、植物之間的關系。

“以江蘇太湖流域開展的一項相關工作為例,這裡素以魚米之鄉著稱,我們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魚米之鄉是怎麼形成的。”邱振威說,“借助環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綜合技術手段,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的環境是怎樣的,如何發展到現在的,先民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在當時做了什麼。”

考古團隊首先選擇了一處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小的古湖,利用鑽探的方法獲取古湖18米深的沉積物土樣,獲取當時的環境信息。邱振威說:“我們可以根據沉積物中發現的花粉推斷當時的樹種,重建2萬多年以來的植被景觀。”

同時,團隊還選擇了古湖附近的一處人類活動留下的考古遺址,採集各種樣品,分析人類活動痕跡。“將兩處信息進行對比,我們可以評估先民對植物的選擇與利用,分析環境與植物對文化更替、人群遷徙、文明起源與發展的影響。”邱振威說。從樣品採集、實驗提取到分析討論,他們團隊完成了多處遺址的環境演變、植被景觀及先民的植物選擇與利用的恢復與重建。

近年來,考古事業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視和關注,也給了年輕人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舞台。“無論是你選擇了考古,還是考古選擇了你,都應該慶幸,你觸碰到人類最廣泛時空范疇的學問之一。”邱振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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